編者按
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文化建設擺在治國理政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習近平文化思想，推動文化建設在正本清源、守正創新中取得歷史性成就。5月26日—27日，2025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在深圳舉辦。值此之際，本期理論周刊特邀3位專家從文化傳承與創新、文化產業發展、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等不同角度，為激發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助力建設文化強國建言獻策，敬請關注。
以“兩創” 激發文化創新創造活力
劉志
●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內蘊著確保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頑強生存和不斷發展的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正是對中華文化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經過科學揚棄后形成的新形態
●對新時代建設文化強國的全新戰略定位，回應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的新趨勢、新特點，基于全新數字科技發展前沿，“兩創”的實現路徑有了更多的可能與空間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把文化建設擺在治國理政突出位置，作出系列重大部署，推動文化建設在正本清源、守正創新中取得歷史性成就，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邁出堅實步伐。如何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是當前文化建設的重要使命。在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深刻變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的背景下，如何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激發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更是關乎文明存續、價值重構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必答課題。
文化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深沉、廣泛、持久的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們稱之為構成綜合競爭力的文化軟實力，總是‘潤物細無聲’地融入經濟力量、政治力量、社會力量之中，成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導航燈’、社會和諧的‘黏合劑’。”文化是人類在社會實踐中所獲得的能力和創造的成果的總和，反映了人類在一定歷史階段上控制自然界和社會自發力量所達到的程度，并始終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的力量之所以深沉，是因為它不僅僅停留在表面的行為、現象或符號層面上，更能深入到人類的精神世界底層之中，深刻地、潛隱地塑造著群體和個體的認知、情感與行為。恩格斯指出：“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全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一方面，文化已經牢牢嵌入社會群體的底層集體意識基因。神話、史詩、傳說等文化形態共同保存了人們的“原型意向”，并在主體進行判斷選擇時以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狀態發揮著作用。另一方面，文化承載著群體由復雜符號系統所建構起的深層意義世界。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群體能夠共享某種無法靠表層意義理解的隱喻符號與特殊內涵。文化的深沉性恰似深海中的暗流，它不顯于日常生活的表層浪花，卻以巨大的勢能托舉人類文明之舟。
文化力量的廣泛性在于它能夠突破地域的邊界、群體的屏障進而覆蓋到人類生活的各個角落，在不同群體、地域、領域中產生系列的交互反應。首先，文化能夠助推物質生產實踐。馬克思曾反復強調人的實踐活動是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而文化恰好決定人實踐活動的意識載體與目的動因。文化既是物質生產實踐的精神指引，也影響著對物質財富的價值判斷與審美享受。其次，文化塑造政治文明。文化通過價值預設、制度傳承、權力合法性構建等多重機制實現了對政治文明的塑造。最后，文化養成生活慣習。文化是社會歷史生活結構下所形成的一種生活范式，這種生活范式為社會成員所共有，他們遵循共同的生活習俗、道德規范與人倫綱常，歸屬共同的精神家園，保有共同的集體記憶，秉持相同的精神理想并在這種范式的規約與教化下展開社會生活交往。
文化的力量亦是持久連綿的。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文化通過代際繼承并發展的穩定認識框架，為一代又一代的人們提供著處理矛盾的古老智慧，以及寄托情感的共同精神空間，也因此具備了動態調試能力以及難以摧毀的韌性。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將約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時間階段定義為“軸心時代”，這一時期，所有軸心文明都在試圖討論人類的終極問題，而這個時代形成的思想成為了后世文明發展的基石。幾千年的時間更迭，直到今天儒家的倫理觀、希臘的民主制度、佛教的平等觀等仍塑造著全球文化格局。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是歷史必然亦是現實所需
文化深刻影響著多元人類文明形態的變遷，作為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高揚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必然選擇，這種必然性既符合歷史發展邏輯，也源于現實緊迫的需要。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突出的科學性和先進性。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內蘊著確保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頑強生存和不斷發展的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正是對中華文化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經過科學揚棄后形成的新形態。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豐富思想，強調要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不僅是我們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內核，對解決人類問題也有重要價值。這些思想和理念，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鮮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滋養中華民族思想心靈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一方面，中國歷史上百家爭鳴的文化大觀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等，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在修齊治平、尊時守位、知常達變、開物成務、建功立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理解。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敘事表達更符合中國人的表述與理解習慣。漢語中的成語、諺語多來源于經典文獻，這些表達方式簡潔且富有深意，容易引起共鳴。另外，傳統節日、習俗中的象征意義，如春節的團圓、中秋的賞月，都是深入人心的文化符號，自然更符合中國人的習慣。這種文化基因的契合性，不僅僅體現在“聽得懂”，更表現在價值與情感等多維的深層認同。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一方面，當前中國社會確實面臨部分個人精神生活缺失、精神文明建設與物質文明不協調、西方文化霸權滲透等現實挑戰，亟須通過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用蘊含其中的精髓、精華滋養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提振當代中國人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讓世界各國更好地認識、理解與認同中國，需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認識今天的中國、今天的中國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國的文化血脈，準確把握滋養中國人的文化土壤。同時，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人類文明發展貢獻寶貴精神資源和文化力量的客觀需要。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本在于“兩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造性轉化，就是要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至今仍有借鑒價值的內涵和陳舊的表現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創新性發展，就是要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新進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面對新時代建設文化強國的全新戰略定位，回應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的新趨勢、新特點，基于全新數字科技發展前沿，“兩創”的實現路徑有了更多的可能與空間。
首先，深入喚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表達的現代共鳴。賦予傳統文化中的陳舊內涵以全新的現代意義是實現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受制于古代中國社會的經濟形態、政治形態與意識形態，傳統文化中所展現的中國人對社會、世界、自然的觀點和看法必定有所局限，但其中仍舊不乏深刻的智慧與哲理，關鍵是要挖掘其內蘊的現代意義，以使其在現代社會煥發新的生命力。例如，傳統文化中重視“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傳統內涵強調人與自然的本質統一，自然或宇宙與人體結構和生命節律之間存在對應關系。而在現代語境中，“天人合一”又內蘊著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統一、重視生態倫理與環境保護的現代意義。
其次，以科技賦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傳播與敘事。當前，數字技術拓展傳統文化的傳播渠道，科技助力文化產業創新發展，成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轉化發展的重要力量。進一步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一方面要借助虛擬現實、增強現實及混合現實等前沿技術，打造沉浸式體驗場景。通過沉浸式虛擬現實系統，使傳統文化以動態的方式呈現，增強文化的吸引力與感染力。另一方面要創新搭建以互聯網與移動終端為主的廣闊平臺，激發文化傳承人即時分享傳統歷史文化的積極性，吸引網民在線互動、評論、點贊、模仿創作，形成良好的文化傳播生態，拓展文化弘揚的深度與廣度。此外，利用三維重建、全息投影等科技手段再造歷史遺跡空間場景，在保護歷史遺跡的基礎上再現歷史原貌，使觀眾置身于古今交融的場景，充分感知傳統文化魅力，強化觀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知，推動其在新時代的傳承與發展。
最后，積極推動新時代文化發展供給側改革。就文化領域而言，當前的關鍵癥結在于高質量文化有效供給不足與人民精神文化需要日益多樣化的供需之間的矛盾。一方面，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供給側的轉化與發展需要高效駕馭文化資本這一生產要素，動態調節文化供給與需求的平衡。在積極防范潛在文化資本運營風險的前提下，重視資本之于啟動文化經濟發展、持續提高文化產業金融服務水平等作用。另一方面，應深化政府文化職能改革進一步推動人民群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文化供給側改革中，積極發揮政府的統籌組織與領導效能，動態調整文化生產關系，重構文化權益分配格局等，真正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走進人民群眾，走進千家萬戶。
作者系深圳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特聘教授
數智引擎驅動文化產業躍遷
張潮
●數智技術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新型數字社會文化的蓬勃發展帶來了系統性的變革力量，正帶動整個產業生態的持續優化與迭代升級
從眾多博物館通過裸眼3D、體感互動、語音合成等數智技術重現歷史場景，到網絡平臺上不斷涌現的原創文學、短視頻，再到數字動漫、數字音樂等產業鏈的不斷建立與豐富，當前數智技術正從內容生產、傳播媒介、消費場景、產業生態等方面重塑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格局與競爭優勢，已然成為驅動文化產業深刻變革、文化事業繁榮發展的核心引擎。
傳統煥新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蘊深厚、文脈綿長，具有豐富的實踐形態。數智技術為其在現代社會中的活化創造了新的傳播媒介與延伸空間，將具有歷史性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數字社會場景相連接。比如廣州著名的嶺南文化建筑陳家祠，借助虛擬現實、燈光投影等數字技術，將歷史文化元素打造成一場新穎震撼的光影秀，打造了沉浸式體驗式的文化參與場景。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領域，數智技術更是極大拓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空間，使其在新的市場環境中仍然煥發時代生命力。以粵劇為代表的地方戲劇，不再僅僅局限于傳統劇院表演的形式，而是建立數字化戲劇資源庫，利用各種傳播媒介進行展演擴大傳播力。同時，戲劇演員也充分融入平臺經濟，在短視頻平臺上進行專業直播，讓戲劇妝造、唱腔、身段等非遺內容更加立體、生動地呈現出來。這不僅能提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可見度和吸引力，還可以建立更廣闊的消費市場，吸引中小企業參與到周邊文化產品與服務的開發中，從而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培植自我造血能力。
數字創造
以數智技術為基礎構建的數字社會中，網絡文化因其特有的新興樣態正成為文化產業新的增長極。新的數字文化天然具有開放性、社交性、去中心性等特征，消費者與內容生產者之間通過評論、點贊、打賞等方式，形成了一種快速反饋、雙向互動的文化消費模式。數字文化的內容生產呈現出參與主體多樣、技術與形式創新疊加、圈層與跨圈層消費并行等新特征。從網絡文學、網絡微短劇到數字動漫、數字音樂，數智技術催生了豐富多樣的文化形態，構建起了新的數字基礎設施與文化環境。在這一環境中，社交貨幣和情感價值表達的特征明顯，直接形塑了人們的日常消費偏好。特別是被稱為“數字原住民”的青年群體，已經成為新的數字文化生產與消費的核心群體，他們通過網絡打卡、短視頻制作、話語玩梗等互動方式參與到內容生產中來，形成更廣泛的跨圈層文化影響力。
隨著人們需求日益增長，眾多新型數字文化企業應運而生，形成豐富的文化產業鏈。以廣州文化產業為例，2024年規模以上文化產業實現營收6040.80億元，其中約400家數字動漫企業原創漫畫占全國份額30%以上，年產值超300億元。新型文化企業圍繞核心數字文化產品，系統開發各類衍生文化產品與服務，并進一步將產業鏈條和消費場景延伸到線下實體空間，形成虛實結合、生產與消費深度融合的產業模式，為文化產業帶來了持續的創新活力和廣闊的市場空間。
生態共建
數智技術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新型數字社會文化的蓬勃發展帶來了系統性的變革力量。比如，算法推薦等機制使得多元文化內容的生產消費機制愈發智能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動以創意策劃與高水平專業技術人才為核心的文化人才結構正逐步形成，數字音樂等產業已經形成圍繞龍頭企業構建的產業集群體系，帶動整個產業生態的持續優化與迭代升級。
在此驅動下，文化產業的迭代升級正加速邁向深度融合階段，逐漸成長為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參與全球競爭的優勢產業。多元主體的協同參與是激活文化產業發展動能的關鍵機制。應當構建政府引導，企業主責，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協同的治理體系，在戰略謀劃、生態鏈構建、技術創新、標準制定、行業自律、合作聯結、競爭協調等多個維度協同發力，以豐富多元的文化產業生態，為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有力支撐。
數智引擎驅動文化產業躍遷，更要推動文化事業創造更大的公共價值。因此，一方面要注重文化內容生產、傳播與消費的公共性與社會性，深入挖掘日常生活中積極向上的“新鮮文化食材”，結合數字生活特征與內容的“口味”，著力構建契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敘事結構，持續增加高流量、正能量文化內容的供給。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數智技術治理體系，引導數智技術在底層算法、應用場景等方面積極向善，推動文化內容由注意力、流量的競爭向文化審美的提高轉變，形成以開放積極的文化生態塑造數智技術向善發展的良好態勢。
作者系中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本文系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2024GZZKGJ03）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重點交叉學科培育項目（24WKJC13）階段性成果
推動文化遺產與創意產業深度融合
陳平
●廣東各地在“非遺+文創”“非遺+數字”“非遺+旅游”等方面積極探索，催生了多個具有代表性的融合模式，諸如廣繡與現代服裝的融合、粵劇與虛擬技術的結合、香云紗的時尚化路徑等，在全國具有示范效應
文化遺產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正在成為推動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與文化領域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的關鍵環節。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全球文化格局深刻演化的趨勢，文化遺產不再只是靜態保護的對象，更是轉化為壯大文化資本、激活城市活力、增強文化安全的重要資源。在這一歷史方位下，推動文化遺產與創意產業深度融合、系統發展，成為文化產業向高質量發展躍升的重要環節。
廣東地處南海之濱，歷史上既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之地，也是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重要舞臺。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多樣的手工藝傳統、厚重的地方民俗與戲曲文化，構成了嶺南文化鮮明而生動的文化圖譜。近年來，隨著文化產業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廣東各地在“非遺+文創”“非遺+數字”“非遺+旅游”等方面積極探索，催生了多個具有代表性的融合模式，諸如廣繡與現代服裝的融合、粵劇與虛擬技術的結合、香云紗的時尚化路徑等，在全國具有示范效應。
然而，文化遺產與創意產業融合仍面臨多重挑戰。一是文化資源的保護性開發仍存在部門分割與治理協同不足的問題，導致政策碎片化、產業鏈短缺、資源配置效率偏低。二是非遺產品創意轉化的能力偏弱，存在內容同質化、市場接受度不足、跨代傳播能力有限的現實困境。三是數字轉化尚未形成平臺化整合優勢，尚缺具備算法支持、數據沉淀與交易能力的共享型文化平臺。四是在全球文化敘事中仍存在“識別度低”“文化折扣大”“表達滯后”等癥結，制約了廣東文化品牌的全球化表達與傳播能力的進一步提升。
全球范圍內，多個發達國家已在文化遺產創意化方面形成了制度成熟、路徑清晰的發展模式，值得廣東借鑒與吸收。英國以文化信托制度為基礎，通過完善的公共文化治理體系，推動傳統文化與社區、城市有機融合，形成以倫敦、愛丁堡等城市為核心的創意文化集群；文化數字化戰略推動國家級平臺介入文化內容再生產與全球分發，使文化遺產成為城市更新與國家敘事的戰略工具。韓國則通過構建文化產業扶持機制，將傳統文化元素IP化、跨媒介化，轉化為動畫、游戲、時尚與影視劇的內容核心。在國家文化品牌“K-Culture”戰略支持下，韓國構建起從文化教育、青年扶持到國際傳播的完整閉環，有效擴大了國家文化的全球影響力。法國的經驗亦表明，文化遺產的發展必須注重制度持續性與工藝美學的現代再闡釋。通過“國家工藝大師”制度、“工藝城”體系與跨界藝術設計學院的建設，法國實現了傳統技藝與奢侈品牌之間的現代聯結。正如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所言，文化資本的積累不僅依賴物質資源的調配，更需要在象征空間中確立其合法性與獨特性。文化與制造、創意與工匠、傳統與科技之間的深度融合，推動了文化遺產進入高附加值產業體系，提升了國家文化的制度粘性與國際競爭力。
廣東要實現文化遺產從“資源”向“資本”的躍升，需在體制機制、技術賦能與傳播路徑等方面進行系統重構。首先是建立統一的文化遺產創意轉化支持體系，推動文化、科技、教育、文旅、商務等多部門協同治理，打破條塊分割、政策割裂的瓶頸，構建以創意為導向的全鏈條產業生態。可考慮推動“廣東文化遺產融合發展條例”的制定，支持市縣兩級設立“文化主理人”制度，鼓勵青年人才參與非遺創新。
其次是強化科技賦能能力，建立面向非遺保護、工藝傳承、產業轉化、市場對接全流程的數字化平臺體系。廣東在數字經濟基礎、AI企業集聚與跨境電商實踐方面具有天然優勢，可率先推動“非遺+AI”“非遺+XR”“非遺+平臺經濟”等新路徑，構建“文化+科技”的廣東范式。正如著名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在其“網絡社會”理論中所指出，文化價值的再生產與社會影響力，正越來越依賴于信息網絡與媒介技術的支撐。
再次是在全球化敘事能力方面加強資源配置，構建多語種、跨文化的文化遺產表達體系。以粵劇、廣繡、香云紗等文化遺產為代表，打造面向國際的中國文化符號集群。通過與國際主流平臺合作，建設“嶺南文化數字海外中心”，推動中國文化內容融入全球主流語境，提升文化內容的跨文化表達能力和親和力。
文化遺產不是文化發展的負擔，而是未來文化創新的核心資產。在加快文化強國建設和數字中國建設的大背景下，廣東應發揮灣區協同與制度先行優勢，打造文化遺產創意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廣東樣本”。這不僅有助于釋放文化發展的潛在動能，也將為以文化賦能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借鑒。
作者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傳統手工藝：傳承與創新”教席首席主持，暨南大學文化遺產創意產業研究院院長、教授
